我53岁，大侄子结婚我随礼2000块，75岁老母亲嫌少，到处说我抠门

离家的礼

＂黄家海，你可真行啊！大侄子结婚就随两千块，你是有多抠门？＂母亲颤抖的声音在热闹的饭桌上格外刺耳，亲戚们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。

那是正月十五，侄子王建业的婚宴上。北方的冬天，窗外白雪皑皑，松花江已结冰三尺厚。屋内挤满了人，墙角的砖炉烧得通红，暖气扑面而来。

二十几口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，筷子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母亲七十五岁了，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穿着那件深蓝色的绣花棉袄，是她最爱的一件，已经穿了十多年。袖口和领子都有些磨白了，但还是被她洗得干干净净。

＂妈，您别这样。＂我声音低沉，尴尬地看着周围的亲戚，他们有的埋头扒饭，有的交头接耳。

＂怎么就不能这样？你二哥家都随了五千，你堂弟家随了三千，就你这个当叔叔的，才给两千！咱家又不是养不起你，怎么这么抠搜？＂母亲气得手指发抖，茶碗里的水都晃出来了。

我沉默不语。五十三岁的男人，头发已经花白大半，脸上的皱纹也一年比一年深。眼角的鱼尾纹里藏着这些年的苦与乐，额头上的沟壑记录着生活的艰辛。

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，我被迫下岗，那时候多少同事放不下面子，宁可饿着也不去摆地摊。我却什么都干过，发过传单，看过工地，开过黑车，就是为了养家糊口。

后来靠着年轻时学的手艺，在城郊开了个小修理铺，修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收音机，什么能赚钱修什么。一把改锥、一把钳子，几乎就是全部家当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总算有了固定收入。

女儿今年大三，在省城上大学，每学期的学费加生活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这些年，我和妻子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给女儿攒钱。孩子从小争气，没让我们操心，眼看着就要毕业了，我这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。

饭桌上的气氛凝固了。我低头喝了口酒，辛辣的液体滑过喉咙，却无法冲淡心头的苦涩。

＂老黄，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，侄子结婚就随两千？现在是啥年头了？＂二舅家的李大海在一旁添油加醋，他一直看我不顺眼。

当年我和他女儿处对象没成，他就记恨上我了。那时我刚从技校毕业，手里没钱，买不起他要求的彩电和缝纫机，亲事就吹了。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王淑芬，反倒是一场福气。

＂就是，现在什么行情啊，两千块钱能干啥？连个像样的电视机都买不着。＂又有人跟着起哄。

我放下筷子，看向母亲：＂妈，您知道我家什么情况。＂

＂我知道什么情况？我就知道你女儿上大学花钱，难道建业不是您亲孙子？他结婚您老人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添置！＂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
这话如同一把刀插进我心里。不是不愿意，而是真的拿不出来。上个月，女儿学校组织出国交流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硬是借了亲戚几千块凑齐费用，至今没还上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晚上妻子坐在煤油灯下，一针一线地缝补我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衬衣，说：＂老黄，咱们省点，让孩子出去见见世面。＂

＂行了，别说了。＂建业媳妇小声劝着，她叫张丽娟，是县医院的护士，长得清秀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很有教养。

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沉闷。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建业大学毕业那年，母亲生了一场大病，住院半个月，医药费将近八千。当时我在外地出差，是建业垫付了全部费用，还天天去医院照顾。

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：难道母亲对建业的特别看重，与这有关？

想到这里，我抬头看了母亲一眼，只见她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自责和心疼，眼角有泪光闪动。那一瞬间，我仿佛明白了什么，心中翻涌起复杂的情绪。

记得建业小时候，他十岁生日那年，老厂里刚刚发了年终奖，我省下一半，给他买了辆＂永久＂牌自行车，那可是当时最时髦的礼物，厂里没几个孩子有。

那天，建业骑着车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铃铛清脆地响着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街坊邻居的孩子都围着他转，羡慕得不得了。那时候，我还在国企上班，日子虽然不算富裕，但也过得踏实。

我们那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，单位分了房子，虽然只有五十多平米，但胜在安稳。夏天，大院里的人都搬着小板凳出来乘凉，收音机里放着评弹，大人们聊天，孩子们追逐打闹，日子过得舒心。

谁能想到后来的变故？厂子不行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职工发不出工资。我们这些人从早忙到晚，换来的却是一张张白条。后来干脆宣布改制，能分得几个月工资就算不错了。

四十多岁的人，突然被丢到社会上，四处碰壁。那段日子，我看着昔日的工友有的卖血，有的上吊，心里难受得要命。但我咬牙挺过来了，靠着年轻时学的那一手修理技术，在城郊开了个小铺子，一干就是十多年。

妻子王淑芬在小区当清洁工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扫地、擦楼道、倒垃圾，风里来雨里去，从不叫苦。回家还要洗衣做饭，缝缝补补，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。

我们省吃俭用，就为了给女儿攒学费。家里的家具都是老式的，电视机还是那种小屏幕的，都用了十几年。但我们从不在女儿面前提这些，只希望她能无忧无虑地学习。

＂我出去透透气。＂我站起身，不顾妻子的挽留，推门而出。

外面下起了小雨，初春的雨丝细密如针，打在脸上生疼。我摸出皱巴巴的烟盒，抖出一支皱巴巴的烟，在屋檐下点燃。火光在雨幕中明明灭灭，就像我此刻复杂的心情。

当年那个把儿子举过头顶的壮小伙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。岁月不饶人，生活的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但我从不埋怨，只是默默地扛着。

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了父亲的坟前。小雨淅沥，墓碑上的照片被雨水打湿，但父亲的笑容依然清晰。父亲去世已经十年了，当年他因病早退，我用全部积蓄给他治病，最终还是没留住人。

父亲生前是厂里的老师傅，一辈子兢兢业业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他常教导我：＂人这辈子，不在乎有多少钱，关键要活得有骨气。＂

＂爸，您在上面看着呢，我真的尽力了。＂我蹲下身，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流下面颊。多想听听父亲的教诲，多想在他肩上靠一靠。

雨越下越大，我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却不想动。

这时，远处传来脚步声。我回头一看，是妻子打着伞来了。

＂老黄，你发什么疯呢？这么大雨，感冒了怎么办？＂她责备的话语里满是关切。

我站起身，淑芬把伞往我这边倾斜，自己却淋湿了半边身子。这个女人，跟了我二十多年，从未抱怨过生活的艰辛。

＂淑芬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＂我哽咽着说。

＂说啥傻话呢！咱们家里人，还用这么客气吗？＂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，＂回家吧，别冻着。＂

回到家已是深夜，淑芬给我倒了杯热茶，又拿来干毛巾让我擦头发。屋里很安静，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

＂老黄，给，你看看咱们这些年的存折。＂她从柜子深处拿出一个红色的存折，递给我。

那薄薄的存折上记录着我们这些年的艰辛：女儿的学费、生活费，家里的柴米油盐，每一分钱都有去处。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不多，但每个月总能存下一点。最后一页上，还有前不久借出去的那笔钱，五千整。

＂淑芬，我不是小气，我是真的......＂话没说完，喉咙哽咽。

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＂她握住我的手，＂你妈那么说，不是真的怪你，是心疼建业。毕竟当年他帮了大忙。＂

我点点头：＂我明白，只是......＂

＂只是啥？咱们不富裕，但问心无愧。＂淑芬坚定地说，＂明天我跟你去趟建业家，把话说清楚。＂

第二天清晨，门铃响起。开门后，是建业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盒子。

＂小叔，我来看您。＂他不好意思地笑着，身后还站着他的新婚妻子丽娟。

＂进来坐。＂我侧身让他们进来。

＂小叔，嫂子，昨天的事真不好意思。＂丽娟一进门就道歉，＂建业昨晚回家就跟我说了，我俩今天特意来给您赔不是。＂

建业接过话头：＂小叔，奶奶年纪大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您对我的好，我都记着呢。＂

他说着，打开手里的盒子，里面是一个陈旧的自行车铃铛，就是当年那辆＂永久＂车上的。

＂那辆车骑了好多年，后来上大学了才换了新的。但这个铃铛我一直留着，声音特别清脆，想起来就想起小时候您带我去游乐园的日子。＂

我的眼眶湿润了，接过那个已经有些锈迹的铃铛。我轻轻摇了摇，叮铃铃的声音勾起了往日的回忆。那时候，建业还小，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兴奋地按着铃铛，笑声爽朗。

＂那时候想着等我工作了，一定要好好孝敬您和奶奶。＂建业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，＂没想到工作后才发现，赚钱真不容易。＂

建业大学毕业后在县医院做护工，后来通过考试转为正式工。工资不高，但胜在稳定。

＂小叔，这两年我存了点钱，打算给奶奶买个助听器。她老人家耳朵不好使了，看电视总是开得很大声，邻居都有意见。＂建业说。

＂是啊，叔叔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要多关心。＂丽娟在一旁补充，＂我们医院刚进了一批进口助听器，效果特别好。＂

我点点头，心里暖暖的。也许，母亲并不是真的嫌我随的礼少，而是觉得我这些年很少回家看她，心里委屈罢了。

＂对了，小叔，这是我和丽娟的结婚照，您看看。＂建业从包里拿出一个相册。

翻开相册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婚纱照，年轻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再往后翻，是婚礼现场的照片，亲朋好友的笑脸，热闹的场景。

突然，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：母亲坐在主桌上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她笑得这么开心了。

照片角落里，我看到了自己的背影，孤零零地站在一旁，与热闹的场景格格不入。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这些年的忙碌，让我与家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

＂小叔，您怎么了？＂建业关切地问。

我摇摇头，合上相册：＂没事，就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＂

淑芬端来热茶和点心，我们坐在一起聊了很多。建业说起他们的新房，是单位分的，虽然小了点，但收拾得很温馨。丽娟说起工作中的趣事，语气中透着对未来的憧憬。

看着这对年轻人，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。那时候，我和淑芬也是这样，满怀希望地谈论未来，规划着简单而美好的生活。

＂对了，小叔，下个月是奶奶的生日，我和丽娟准备给她办个小寿宴，您和嫂子一定要来啊。＂临走时，建业诚恳地说。

＂一定，一定。＂我点头答应。

送走建业和丽娟后，我和淑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拿出积蓄，给母亲买个新衣服作为生日礼物。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但我想让她知道，儿子并没有忘记她。

三天后，我再次来到老家，给母亲带了一件新棉袄。这是我特意去百货大楼挑的，颜色喜庆，做工精细，比她那件旧棉袄好多了。

＂妈，对不起，儿子能力有限。＂我低声说，把棉袄递给她。

母亲盯着我看了许久，眼中的怒气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了然和愧疚。她接过棉袄，抚摸着柔软的面料，眼圈红了。

＂海子，你这孩子，花这冤枉钱干嘛？＂母亲嘴上嫌弃，却迫不及待地试穿起来。

＂妈，我知道您心疼建业，他确实是个好孩子。当年要不是他帮忙，您那病可不好说。＂我坐在母亲身边，轻声说道。

母亲穿好棉袄，在镜子前转了一圈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然后她转过身，用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。

＂海子，妈不是怪你，妈是心疼你......＂她的声音哽咽了，＂这些年你在外面打拼，妈知道不容易。只是你难得回来一次，妈想多看看你，多说说话。＂

我突然明白了，母亲对我的责备，不过是想让我多陪陪她。年迈的老人，最怕的不是贫穷，而是孤独。

＂妈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＂我承诺道。

＂行，你有空就回来。对了，你闺女最近学习咋样？＂母亲话锋一转，问起了孙女。

我们坐在炕头上，聊起家长里短。母亲给我讲邻居家的儿子如何孝顺，隔壁老张家的闺女如何有出息。我给母亲讲女儿在学校的趣事，淑芬工作上的变化。

不知不觉，天色已晚。母亲起身去厨房，说要给我做顿饭。我跟在后面，看着她忙碌的背影，心中既心疼又愧疚。

灶台上，母亲麻利地切着菜，锅里的热气腾腾升起，熟悉的香味弥漫开来。这是记忆中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。

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夹了一块最大的红烧肉放在我碗里：＂海子，多吃点，瞧你瘦的。＂

我嚼着那块肉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这些年，我总是忙于生计，忽略了最简单的亲情。而母亲，永远把最好的留给儿女。

＂妈，下个月您生日，我和淑芬带着闺女一起来给您过。＂我说。

母亲的眼睛亮了起来：＂真的？你闺女能回来？＂

＂嗯，到时候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给您过个生日。＂我保证道。

临走时，母亲一直送到村口，叮嘱我路上小心。

＂妈，您回去吧，天冷。＂我劝道。

＂没事，多站会儿，看着你走远了我再回去。＂母亲固执地说。

我转身离去，走了几步又回头，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，瘦小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。忽然，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：亲情从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，它是心与心的相互理解与牵挂。

回到家，淑芬正在阳台上晾衣服。看见我回来，她笑着说：＂怎么样，跟妈谈好了？＂

我点点头，帮她一起晾衣服：＂嗯，下个月她生日，咱们一家人去给她过。＂

淑芬欣然同意：＂好啊，我给妈做她最爱吃的鱼香肉丝。＂

晚上，女儿打来电话，说学校的交流项目很顺利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我告诉她奶奶的生日，她开心地说一定会回来。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前，望着远处的灯火。这座城市，见证了我的苦难与成长，也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月亮从云层中钻出来，洒下一片清辉。我想起那个生锈的自行车铃铛，想起母亲穿新棉袄时的笑容，想起淑芬为我撑伞的样子。

生活不易，但爱让我们有力量继续前行。不管经历多少风雨，家永远是避风的港湾，而家人之间的理解，是渡过一切难关最珍贵的礼物。

窗前的月光如水，照在我的脸上，也照在我的心里。此刻，我感到无比踏实和安宁。尽管未来依然充满挑战，但有了家人的爱和支持，我不再感到孤单和恐惧。

离家的礼，不在多少，而在真心。